早在十多年前，《傅雷家书》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蛮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傅雷先生感到奇怪的问题，我也一直在琢磨，但没有想得很清楚。最近读到李建中君的大作《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东方出版社，1998年3月1版），感觉建中兄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比较清楚，对人很有启发。
《乱世苦魂》这部书，充分利用了《世说新语》的感性材料，采取了“世说新语式”的将理思蕴于感性的鲜活的叙述风格，其主旨就是要揭示两种极端或对立的东西何以同时出现在魏晋人身上。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在“时代的苦痛”与“美的成就”之间，揭示魏晋人的人格悲剧冲突。全书沿着生命意识、伦理观念、处世哲学、人生理想这一心路历程，描述了魏晋名士人格悲剧的生成与流变，并在言行、才性、雅俗、狂慎等不同的心理层面，展示了魏晋名士的人格构成。西方心理学及人格理论，是作者主要的分析武器。由于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较深（曾主编过“西方智慧人格丛书”，并撰写其中的一本《爱欲人格——弗洛伊德》，此套丛书已于199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此，其分析深入浅出，得心应手，并无生搬硬套之嫌。
《乱世苦魂》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自始至终用一种二元性的对立统一结构来多侧面地表现魏晋人的人格悲剧冲突。这一点明显地见之于作者的谋篇布局、章节安排上。比如第四章“终当为情死”，其中三节都是二元对立的结构方式：一，自然与矫情；二，真诚与矜假；三，殉情与殉利。作者通过《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大量生动的事例，证明了这两两相对的极端的东西何以会同时出现在魏晋名士身上。在分析魏晋名士的各个心理层面时，作者还擅长于在两两相对的悖论关系中展开论述。全书中随处可见两两相对的悖论分析，如：违礼与循礼，适意与失意，有意与无意，有为与无为，个体与群体，文心与人心，才与性，心与口，雅与俗，等等。作者不仅大量指出魏晋人格中的二元对立“冲突”的静态构成，还深刻地分析了二元对立“之间”的动态流变。试读以下这段文字：
“魏晋人追寻生命的意义，跋涉于‘获得’与‘失落’之间，逡巡于‘名教’与‘自然’之间，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而当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则面对最后一个‘之间’：‘殉情’抑或‘殉利’。
或为情死，或为利亡，或在情与利之间痛苦地活着。至此，魏晋人‘人格建构’的动态流变，走到了它的终结”（P103）。
类似的精彩分析在全书中经常可见，如第九章对庾凯、向秀、嵇康如何处于“有意无意之间”的分析，可以参看。
读《乱世苦魂》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作者文笔华美，词汇丰富。全书行文犹如散文诗般的流丽，因此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作者在遣词造句上有意避免重复，使词汇的运用达到了丰富多彩的修辞效果。仅以第四章写“情”的词汇为例，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不长的几页里，作者就分别使用了二十三个状“情”的复合词：钟情、殉情、矫情、薄情、虚情、无情、深情、真情、至情、亲情、爱情、友情、恋情、痴情、哀情、高情、悲情、挚情、非情、天情、寡情、畅情、抑情。从如此丰富的词汇运用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
《世说新语》是一部“美文”，言说《世说新语》的作品也应当是“美文”。宗白华先生作过表率，《乱世苦魂》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乱世苦魂》一书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仅以引文注释体例而言，就存在前后不统一的问题，比如同样是引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时用页下注（P60），有时又用夹注（P69），而前后相差只有几页。作为一部学术性著作，应当注意避免这类问题。
一部好书可以命名一个时代，一部好书也可以充实一个人的人生。
我期待当代的《世说新语》。当然，我也期待建中兄写出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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